这样的法律怎么可以成为人民的信仰呢？ 伯尔曼教授在《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一书中说过这样一句话：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

如果按照美国洗冤工程的经验，念斌也可以在回归自由生活的同时感恩式地充当本社区的法律义工，劝说、援助和帮助联系律师支持其他的潜在蒙冤者以信法不信访的正确方式维权。律师的这一行为从外观来看完全与信法不信访的新司法观和维稳策略一致，因此官方应予以充分肯定和支持。

  星星之火的个案正义 从此，念斌一家将深信司法程序的权威性与公正性，在律师的启蒙与援助下成为法律公民。即使是面对可以进行合法性审查的行政机关，其司法监督的权威性也受到行政主导的挑战与干扰，行政诉讼成为艰难曲折的公法诉讼类型，行政诉讼法的修改也成为中国司法改革的关键环节。司法公开是一场不可低估的法律革命，将开启一个法官相互学习与批评、律师与公民参与评案和监督的新司法时代。当然，与既往司法改革纲要类似，一方面面临着司法改革研究者对改革力度与效果的理想性质疑，另一方面则遭遇到宪制性地位的尴尬与局限，面临事倍功半的考验。再者，死磕需要严守法律分寸和尺度，过度死磕有可能演变为一种司法过程的信访再现，漫天要价，无限夸张，在追求个案形式正义的同时牺牲掉其他价值，并造成司法资源的过度浪费。

其原理就在于法官不同于普通公务员，其核心资质必须由专业人士认定，即使人大最终否定某些提名，新的人选依然需要从委员会程序中产生。  外有个案死磕，内有宪制制约，自身更深染职业化程度不高与司法腐败严重的疾患，但一个现代化的治理体系没有一个现代化的司法体系做支撑是无法想象的。禹作敏一直生活在一个旧式的精神世界之中。

禹作敏与1980年代的政治文化逻辑无关， 却深深镶嵌进了这一时代的经济逻辑之中。没有了禹作敏的大邱庄，将要从天下第一村的迷梦秩序中醒来，逐步适应一个市场经济与法治日益规范的改革新时代。时至今日，十八届四中全会的法治正名与制度规划，更是权威而系统地总结了这一规范世界的经验与教训，继续坚定法治取向。  这一自治秩序崩溃的导火索是1992年底的大邱庄华大公司职工危福合被殴打致死案。

禹记大邱庄是改革春天里的一个突兀、短暂而悲怆的故事，就像身受无数荣誉的禹作敏一样，一朝伏法，色彩尽褪。禹作敏的私人法庭不仅针对与其存在利益冲突的内部人员，还针对与其家属系统有冲突的人甚至外来考察学习的干部与学生，实在是无法无天。

再进一步，当危福合案由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升级为整个大邱庄的违法抗命事件之后，禹作敏的行为性质已经已经发生变化，不再是单纯的基于江湖义气对拥趸的无限庇护，而是以独立王国姿态对上级党委与政府公权力的公然挑战，恰恰是后一点构成了真正要害的地方。他是农民企业家中的英雄，他得到了一个农民可想与不可想的无限荣誉，甚至还上了1989年的春晚。对自己的犯罪根源，他总结到：有思想上的，也有历史的一方面，八二宪法制定以来的正统学理侧重宪法注释与宣教，更将宪法实施化约为人大立法，谓之间接实施。

2001年的齐玉苓案本为一起非典型的宪法案件，涉及的是受教育权保护问题，却引发了宪法司法化的激烈讨论。  总之，四中全会开启的依宪治国进程是对八二宪法整体和1999年修正案之法治国家条款的全面实施和推进。此次四中全会规划的依宪治国路径遵循的仍然是严格的体制内建制逻辑，沿袭的是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为中心的制度模式，与西方主导的普通法院模式或专门法院模式大异其趣。第三，对重大的宪法条文争议予以主动解释、澄清和补漏，以宪法解释的权威性终结无意义的意识形态争执和社会思想混乱，作为中国宪法精神与结构变迁的一种补充模式。

这就需要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一方面建章立制，完成宪法监督与解释的权威性机构设置与程序配置，主要以法学专家充当责任机构工作人员，另一方面则需要借重司法审查程序原理和解释技术，实现一种非司法过程的宪法司法化。另一方面，新世纪以来的主流学界在宪法学知识更新换代的背景下一味追求与西方接轨，沙盘推演具体的司法审查组织模式与解释技术，相对忽视中国宪法实施的具体体制前提。

宪法实施问题长期以来困扰着中国的法治进程，宪法作为根本大法，到底如何解释与适用，竟长期处于缺乏具体制度机制的尴尬状态。基于中国的宪法体制，司法中心主义的违宪审查机制很难通过普通法革命或修宪实现，可行的路径是循着四中全会确定的实证主义宪法实施方向不断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抽象审查制度机制。

最高院获得违宪审查权只能通过修宪程序解决，属于严格的政治决断事项，构成真正的宪法革命与宪法结构变迁。宪法解释与监督权被明确配置给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法律解释权在具体适用的意义上经由全国人大1981年决议授权最高院、最高检和国务院共同行使，在法治逻辑上可以支持最高院解释的权威性与优先性，但与宪法解释无关。2004年更是建立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之下的具体工作机构，即法规审查备案室。近日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正式审议了国家宪法日的决定草案，显示宪法权威性的提升。2003年的孙志刚案涉及收容条例违宪问题，2009年的唐福珍案涉及拆迁条例违宪问题，且均有法律学者依照《立法法》程序提交违宪审查公民建议书，但相应的审查程序并未公开、透明开展，而是通过内部协商由行政部门自行了断，从而丧失了创制审查先例和推动审查程序常规化实践的良机。从最高院批复的主笔者到坊间的学术回应，显示的是一种对美国式司法审查普通法革命的想象与模仿。

十八届四中全会是中国改革史上的法治全会，依法治国成为国家公共生活的关键词和中心话语，这是中国法政文化的一大进步。中国的宪法司法化缺乏美国式的普通法传统支持，后者是一种以古代宪法之不可追忆习惯为理性内核的法治观，认为不可追忆的习惯权利及其法官解释超越于具体立法。

      这些宪法实施工作的主要目标在于：一方面以宪法为权威与核心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内在清理与系统化，将违宪或不合时宜的法律、法规予以及时审查和清理，使宪法精神与原则贯穿进全体系，实现无死角的宪法监督。在八二宪法体制下，希望由现行的最高法院或另设宪法法院承担违宪审查责任颇不现实。

这就决定了中国未来可以预期的违宪审查机制只能是一种全国人大常委会主导下的对法律、法规的抽象审查机制。此外，中国的宪法条文亦不支持宪法司法化。

（原载《法制晚报》2014年10月29日，有删节，作者系北航高研院讲师，法学博士）   进入 田飞龙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四中全会 法治 依宪治国 宪法司法化 。与司法精英和学者的司法中心主义情结不同，体制本身在建构宪法实施机制方面亦有探索和作为。依法治国之法首先是指宪法。体制内的违宪审查机制探索严格按照宪法权限展开，但其最大的缺点在于审查程序的低效、不确定、不透明。

2008年，最高院明确废止了该案批复，宪法司法化的普通法路径在中国遭遇失败。全国人大因会期较短以及主要承担修宪责任，常规的宪法监督与解释便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主要责任。

只要机构、人员、程序和决定效力具体明确，宪法监督与解释的个案实践常规运转起来，中国的违宪审查就会春华秋实，依宪治国亦可由规范而实在化为生活事实。第二，强化《立法法》中法规违宪审查机制的程序建设和程序效力，按照司法审查核心原理建立最低限度的正当程序标准，创制并积累中国的违宪审查先例，维护宪法权威，保障基本权利，这一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宪法监督，同时也必然涉及对宪法具体条文的解释，从而也逐步积累中国的宪法解释实践经验，形成中国宪法的教义学体系。

        四中全会采取的只是宪法实施而不是修宪的路径，依宪治国就是立法中心主义的宪法实施、监督与解释机制，以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宪法监督与解释制度机制为中心。如何在理念与制度上优先保障宪法权威和宪法实施，成为依法治国的重中之重。

2001年的《立法法》建构了法规违宪审查机制，赋予特定的公权力主体以违宪审查要求权，同时赋予社会主体（含公民）以违宪审查建议权。这是一种严格的实证主义法治观。另一方面是宪法体系本身的解释与系统化，这需要通过被动的审查解释和主动的条文解释来实现。而司法改革的最大限度也不可能超越普通法治层面而直接触及违宪审查与宪法解释

从市场经济到法治国家，中国改革进入规范发展阶段，禹作敏在这一新阶段的起点处跌落，并非偶然，他那复杂的精神世界与行为习惯已落伍于时代要求。他是农民企业家中的英雄，他得到了一个农民可想与不可想的无限荣誉，甚至还上了1989年的春晚。

禹作敏甚至发动了强大的舆论攻势，将警方的正常办案建构成对天下第一村大邱庄、改革事业以及他本人的非法行动，煽动群众抗命。二是经济领域的让权与放活，尽管经济管制依然严格，但只要有人脉、有胆识、有门路、敢闯敢干，改革逻辑以结果论英雄。

禹记大邱庄是改革春天里的一个突兀、短暂而悲怆的故事，就像身受无数荣誉的禹作敏一样，一朝伏法，色彩尽褪。禹作敏是一个弱规范时代的农民企业家，是1980年代成功了的那一批人。